關於歷史學與語言學
閱讀資料：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斯年全集》，
第4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253―266。
歷史學與語言學近來才於歐洲發展開來。近代歷史學多為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所
提供的工具，整理搜羅來的資料，而於史學外的達爾文論則為歷史方法之大成。另一語
言學部份，則起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梵文被發現進而影響兩種古典語學之後的近代
歐洲，印度日耳曼系的語言學當屬成就最豐偉的一支，「審音之功」之進步造就出實驗
語音學，而一個語言的方言研究若發達，則其學者更能掌握此語言的流變，畢竟「語言
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頁254﹚。
窺探歷史學與語言學於中國的發展：西漢司馬遷作八書、排紀年若干史學觀念比之
十九世紀的學者還早許多；北宋歐陽修作集古錄，直接研究材料、司馬光作通鑑「遍閱
舊史，旁採小說」皆為史學真工夫，按此走來，步步為營，卻因胡元之亂加以明朝人浮
誇，使得史學於明朝不進反退。明清之交，浙東史學派另開新局，卻在清康熙後又不復
見，乃因外族政府忌諱真史學發展的緣故。明末顧炎武搜羅直接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
地的音變觀念為語言學；閻若璩成就為後世所法的辯史料法，即使如《亭林百詩》於歷
史學和語言學豎立起遺訓，後世總無法持續跟隨，僅有零零星星的火花出現，此原因必
須由幾方面析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
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頁 256﹚前者是科學
的研究，後者為書院學究的研究，作者進一步舉出文字學的例子，研究文字學若只以
《說文解字》為本體，則是書院學究的研究，若能將甲骨文、金文一併應用，則可謂科
學的研究了。從事科學的研究必得使研究議題能夠不斷新陳代謝，於事實中解決之前疑
問並進而發現新問題，唯如此，學問方能有其奔馳發展的源源動力。﹙二﹚「凡一種學
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頁257﹚如西方人即使在閱讀中國事
典時倍感陌生，卻能於一些民間材料擴張其研究版圖，我們常言自己整理國故者多如過
江之鯽，卻任敦煌石藏、內閣檔案、摩尼經典等流傳海外或束諸高閣，「西洋人作學問
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
展，向上的增高。」﹙頁258﹚﹙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
進步，不能的，則退步」﹙頁258﹚如中國音韻學歷來學者無法審音，對於古音研究僅能
以統計方法分類，又如現代歷史學可說是各種科學方法的匯集，地質、天文、氣象等學在
在能成為研究歷史問題的得力助手。故由以上三項得知中國的歷史學與語言學正因為題目
沒有翻新、材料不擴充、工具不革新而逐漸居於弱勢，即使坐擁無數彌足珍貴的歷史資產，
學問仍乏善可陳，這也是作者欲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本意。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宗旨有三條，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第二條是擴張研究
的材料，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頁260―261﹚且其反對「國故」的一個觀念，認為欲
成科學的研究斷不能以國別成邏輯來分，只是地域的方便分工，又國學之下僅是些歷史文
學民俗等類目太過狹隘，若真將此類議題以之前所提擴充材料、工具來研究，勢必又變得
「不國不故」，造成精神上差異的彰顯。接著反對「疏通」對於材料理應有「存而不補」
的態度，「證而不疏」的手段，材料之內使其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材料之外則必不越界。
最後反對「普及」既不需引誘別人也愛好此道，也免於有時致人於無用。
歷史語言研究所或者一部份在廣州或者一部份在北京，在尋求新材料的途徑上，第一
步欲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第二步則計劃在洛陽一帶，希冀能一步步西去到達小亞細亞，
脫離純中國材料的範圍。甚至期許幾年後能在廣州發展「南洋學」南洋在一切意義上為「漢廣」
故應屬中國人的學問，總括看來，作者謙虛道自己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頁264﹚罷了。
而研究所則設立文籍考訂、史料徵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漢語、西南語、中央
亞細亞語、語言學各組，目前集眾工作已成為主流，作者並希望能將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如同
天文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一般模樣，以「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頁266﹚登高一呼。
閱讀資料：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斯年全集》，
第4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253―266。
歷史學與語言學近來才於歐洲發展開來。近代歷史學多為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所
提供的工具，整理搜羅來的資料，而於史學外的達爾文論則為歷史方法之大成。另一語
言學部份，則起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梵文被發現進而影響兩種古典語學之後的近代
歐洲，印度日耳曼系的語言學當屬成就最豐偉的一支，「審音之功」之進步造就出實驗
語音學，而一個語言的方言研究若發達，則其學者更能掌握此語言的流變，畢竟「語言
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頁254﹚。
窺探歷史學與語言學於中國的發展：西漢司馬遷作八書、排紀年若干史學觀念比之
十九世紀的學者還早許多；北宋歐陽修作集古錄，直接研究材料、司馬光作通鑑「遍閱
舊史，旁採小說」皆為史學真工夫，按此走來，步步為營，卻因胡元之亂加以明朝人浮
誇，使得史學於明朝不進反退。明清之交，浙東史學派另開新局，卻在清康熙後又不復
見，乃因外族政府忌諱真史學發展的緣故。明末顧炎武搜羅直接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
地的音變觀念為語言學；閻若璩成就為後世所法的辯史料法，即使如《亭林百詩》於歷
史學和語言學豎立起遺訓，後世總無法持續跟隨，僅有零零星星的火花出現，此原因必
須由幾方面析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
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頁 256﹚前者是科學
的研究，後者為書院學究的研究，作者進一步舉出文字學的例子，研究文字學若只以
《說文解字》為本體，則是書院學究的研究，若能將甲骨文、金文一併應用，則可謂科
學的研究了。從事科學的研究必得使研究議題能夠不斷新陳代謝，於事實中解決之前疑
問並進而發現新問題，唯如此，學問方能有其奔馳發展的源源動力。﹙二﹚「凡一種學
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頁257﹚如西方人即使在閱讀中國事
典時倍感陌生，卻能於一些民間材料擴張其研究版圖，我們常言自己整理國故者多如過
江之鯽，卻任敦煌石藏、內閣檔案、摩尼經典等流傳海外或束諸高閣，「西洋人作學問
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
展，向上的增高。」﹙頁258﹚﹙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
進步，不能的，則退步」﹙頁258﹚如中國音韻學歷來學者無法審音，對於古音研究僅能
以統計方法分類，又如現代歷史學可說是各種科學方法的匯集，地質、天文、氣象等學在
在能成為研究歷史問題的得力助手。故由以上三項得知中國的歷史學與語言學正因為題目
沒有翻新、材料不擴充、工具不革新而逐漸居於弱勢，即使坐擁無數彌足珍貴的歷史資產，
學問仍乏善可陳，這也是作者欲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本意。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宗旨有三條，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第二條是擴張研究
的材料，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頁260―261﹚且其反對「國故」的一個觀念，認為欲
成科學的研究斷不能以國別成邏輯來分，只是地域的方便分工，又國學之下僅是些歷史文
學民俗等類目太過狹隘，若真將此類議題以之前所提擴充材料、工具來研究，勢必又變得
「不國不故」，造成精神上差異的彰顯。接著反對「疏通」對於材料理應有「存而不補」
的態度，「證而不疏」的手段，材料之內使其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材料之外則必不越界。
最後反對「普及」既不需引誘別人也愛好此道，也免於有時致人於無用。
歷史語言研究所或者一部份在廣州或者一部份在北京，在尋求新材料的途徑上，第一
步欲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第二步則計劃在洛陽一帶，希冀能一步步西去到達小亞細亞，
脫離純中國材料的範圍。甚至期許幾年後能在廣州發展「南洋學」南洋在一切意義上為「漢廣」
故應屬中國人的學問，總括看來，作者謙虛道自己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頁264﹚罷了。
而研究所則設立文籍考訂、史料徵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漢語、西南語、中央
亞細亞語、語言學各組，目前集眾工作已成為主流，作者並希望能將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如同
天文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一般模樣，以「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頁266﹚登高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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