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論戰
----從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談起
提到七０年代，在文學界裡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下面所提到的鄉土文學論戰，而再一九七七年八月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一年多時間，動用了《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青年戰士報》等官民營文字媒體，以及軍系報紙，鄉土文學展開一系列的熱烈討論，甚至可為自政府遷台以來，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文藝界，聲勢陣容最為浩大的文字論戰。
其形式上的開端，一般說來，大部分的人都以反共文學代表作家彭歌，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十九日的《聯合副刊》發表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開始，自己以下的討稐，也從這篇文章出發。
若以葉石濤先生的說法，台灣文學史上的鄉土文學論爭共發生了三次，但是三次論爭中，所定義下的「鄉土文學」的內涵，確有著很大的不同。第一次的鄉土文學論戰，是在日據時代，當時的「鄉土文學」指的是「台灣文學裡一個主張以本土為主的文學領域」；而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在《新生報》的《橋》副刊上所展開，它的起因是由於來台的中國文人對於「台灣文學」認知上的差異，在對台灣文學的「邊疆文學」的性質，作出特出程度的差異的反應，但在根本的認同上，還是沒有肯定台灣文學的獨立性，而將其定義為以中國文學為中心或是源流發展的觀點上討論。
而第三次的論戰，也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背景，在葉先生的口中，則被定義為「是台灣文學屬於中華民國文學領域內的右派的舊民族主義者，和認同台灣文學是屬於新中國領域內的新民族主義者的對決」，在這場文學界的大戰爭中，以鍾肇政先生為首的台灣本土作家群，卻缺席在這場「盛會」中，鍾肇政只在被訪問時候，發表了一段簡短意見，表示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份，所有的文學都來自土地與小民的信念。從鍾先生的表態來看，他似乎不認同此次論戰中，仍以大中國的範疇歸類台灣文學的論調。
在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中點名批判的王拓、陳映真以及尉天驄三人，關於前兩者的評論，似乎是放在討論社會問題的角度上的不同，刻意突顯兩人在論調上所製造出的階級論調，解讀的方式，把原本反映社會現實和廣大人民生活的主題，提升到進一步的階級製造和階級鬥爭的企圖；對於上述的衝突，我所認同的是胡秋原先生之後刊於《中華雜誌》的〈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中所說，「…而就文學而言，他卻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固然有滿足現狀的，但不滿現狀的卻佔多數」，不平則鳴是一種文人的常態，但若是以一種附加的意識型態加諸在這樣的表達上，而刻意抹去其中的價值，這就落入日後余光中先生書寫〈狼來了〉一文中，所引起討論的「戴帽子」、「抓頭」之議，更甚有胡秋原譏其或為「削頭適帽」的情況。
但相較於彭歌批判前面兩者而言，彭歌對於尉天驄的批判方式是更為有趣的，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尉天驄這個人本身的特殊性，列舉尉對於《三國演義》、《儒林外史》以及唐詩賞析的特異之處，再一一加以否定尉的論點，從而由人開始否定，接下來才回過頭來批判他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調，顯然是一種意識型態的不合，衝突點在於彭歌的「反共」立場和尉天驄的「反資本主義」。
或許彭歌的主張，正是他所說「作家寫什麼，如何寫，他自己應該享有自由，同時也為其作品去負全部的責任」，然而，其背後卻還背負著一個更為厚重的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型態已經不屬於文學的範疇了，而所談到的問題本身，也非只是「文學脫離人性」而成為了「政治的工具」罪惡與否的問題，彭歌文中所要突顯，似乎是「反右即是親左」、「親左即是親共」的立場，也無怪乎他會一直強調「階級」這兩個字的罪惡。
而此次論戰的背景，還是處於國民政府管制言論的時代下，所以儘管在兩派討論中，有人被指為是為工農兵文學宣傳，但在雙方文人的自我認知上，並沒有以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標榜。雖說尉天驄曾在淡江大學（當時的淡江文理學院）的演講中表示，並不反對工農兵文學的發展與鄉土文學的義涵相結合。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到，在當時和尉先生持相同論調的文人，他們所謂的工農兵文學，並非是反共作家所敏感的，毛澤東所鼓吹的政治目的的運動文學，他們所主張的並非是慷慨激昂的反動口號，反而沉重反映一般老百姓生活的現實主義的寫實文學；他們所贊成對低下平民的書寫，所抱持平民能獲得生活上的改善的企圖固然明顯，雖說社會主義的企圖也是從這種相同的論調出發，但是兩者之間所採行的手段卻不一定相同。
由此觀點的建立之下，回頭再讀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就會發現就會發現，這樣的一個論戰，原來原因是在於雙方對於文學的重視方向不同，彭歌的重點還是在於文學的「目的論」，著重於符號背後的解讀，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隱射；相對的，尉天驄等人的重點是在文學的「技巧論」，他們著重的是書寫對象和關懷層次，重視的是直接反映，在這裡只能臆測，或許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居然會有人更深入的解讀他們文學發表意圖，說不定這樣的意圖也是他們從未想到的，因此，一開始的「工農兵文學」被拿來這裡運用，所賦予的意涵也絕非是和共產黨工農兵運動有關的。從許多討論來看，「鄉土派」的作家們，充其量只是把「工農兵文學」當成寫實文學的代名罷了！
只是在這裡還是不免好奇，整個波濤洶湧一年多的鄉土文學論戰，最根本的原因（或說為引發爭議的「藉口」），卻是在於「鄉土文學」在運用於「台灣文學」上適用性的爭議。台灣新文學從開始到七０年代已發展了五十多年（這裡採用葉石濤先生以一九二三年為台灣新文學運動之起始年計算），但對於台灣文學於中國或是世界文化上的定位卻還有如此大的爭議，甚至其中的衝突點會大到擴張為階級與政治思想上的對立，實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或許是台灣在歷史的行進中，遭遇了太多不是那些中國本位的作家們所能理解的特殊事情，因此在所謂的祖國認同和鄉土本土上，多數主流台灣作家並沒有投入這場混戰中，因為對於鄉土文學的註解，台灣作家根本上所站的立場就和論戰中的作家是在不同層次的，就算被點名批判的本土作家王拓、黃春明等，也都否認或稱自己不懂鄉土文學。因此也無怪乎之後，彭瑞金先生為此次的論戰所下的結論：「這是一場真正的鄉土文學作家缺席，不談鄉土文學的鄉土文學論戰。」
附錄：參考書目
余光中，〈狼來了〉，《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胡秋原，〈談「人性」與「鄉土」之類〉，《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４０年》，高雄市：春暉出版社，民８６
葉石濤，《台灣文學入門──台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民８６
----從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談起
提到七０年代，在文學界裡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下面所提到的鄉土文學論戰，而再一九七七年八月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一年多時間，動用了《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青年戰士報》等官民營文字媒體，以及軍系報紙，鄉土文學展開一系列的熱烈討論，甚至可為自政府遷台以來，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文藝界，聲勢陣容最為浩大的文字論戰。
其形式上的開端，一般說來，大部分的人都以反共文學代表作家彭歌，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十九日的《聯合副刊》發表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開始，自己以下的討稐，也從這篇文章出發。
若以葉石濤先生的說法，台灣文學史上的鄉土文學論爭共發生了三次，但是三次論爭中，所定義下的「鄉土文學」的內涵，確有著很大的不同。第一次的鄉土文學論戰，是在日據時代，當時的「鄉土文學」指的是「台灣文學裡一個主張以本土為主的文學領域」；而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在《新生報》的《橋》副刊上所展開，它的起因是由於來台的中國文人對於「台灣文學」認知上的差異，在對台灣文學的「邊疆文學」的性質，作出特出程度的差異的反應，但在根本的認同上，還是沒有肯定台灣文學的獨立性，而將其定義為以中國文學為中心或是源流發展的觀點上討論。
而第三次的論戰，也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背景，在葉先生的口中，則被定義為「是台灣文學屬於中華民國文學領域內的右派的舊民族主義者，和認同台灣文學是屬於新中國領域內的新民族主義者的對決」，在這場文學界的大戰爭中，以鍾肇政先生為首的台灣本土作家群，卻缺席在這場「盛會」中，鍾肇政只在被訪問時候，發表了一段簡短意見，表示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份，所有的文學都來自土地與小民的信念。從鍾先生的表態來看，他似乎不認同此次論戰中，仍以大中國的範疇歸類台灣文學的論調。
在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中點名批判的王拓、陳映真以及尉天驄三人，關於前兩者的評論，似乎是放在討論社會問題的角度上的不同，刻意突顯兩人在論調上所製造出的階級論調，解讀的方式，把原本反映社會現實和廣大人民生活的主題，提升到進一步的階級製造和階級鬥爭的企圖；對於上述的衝突，我所認同的是胡秋原先生之後刊於《中華雜誌》的〈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中所說，「…而就文學而言，他卻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固然有滿足現狀的，但不滿現狀的卻佔多數」，不平則鳴是一種文人的常態，但若是以一種附加的意識型態加諸在這樣的表達上，而刻意抹去其中的價值，這就落入日後余光中先生書寫〈狼來了〉一文中，所引起討論的「戴帽子」、「抓頭」之議，更甚有胡秋原譏其或為「削頭適帽」的情況。
但相較於彭歌批判前面兩者而言，彭歌對於尉天驄的批判方式是更為有趣的，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尉天驄這個人本身的特殊性，列舉尉對於《三國演義》、《儒林外史》以及唐詩賞析的特異之處，再一一加以否定尉的論點，從而由人開始否定，接下來才回過頭來批判他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的論調，顯然是一種意識型態的不合，衝突點在於彭歌的「反共」立場和尉天驄的「反資本主義」。
或許彭歌的主張，正是他所說「作家寫什麼，如何寫，他自己應該享有自由，同時也為其作品去負全部的責任」，然而，其背後卻還背負著一個更為厚重的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型態已經不屬於文學的範疇了，而所談到的問題本身，也非只是「文學脫離人性」而成為了「政治的工具」罪惡與否的問題，彭歌文中所要突顯，似乎是「反右即是親左」、「親左即是親共」的立場，也無怪乎他會一直強調「階級」這兩個字的罪惡。
而此次論戰的背景，還是處於國民政府管制言論的時代下，所以儘管在兩派討論中，有人被指為是為工農兵文學宣傳，但在雙方文人的自我認知上，並沒有以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標榜。雖說尉天驄曾在淡江大學（當時的淡江文理學院）的演講中表示，並不反對工農兵文學的發展與鄉土文學的義涵相結合。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到，在當時和尉先生持相同論調的文人，他們所謂的工農兵文學，並非是反共作家所敏感的，毛澤東所鼓吹的政治目的的運動文學，他們所主張的並非是慷慨激昂的反動口號，反而沉重反映一般老百姓生活的現實主義的寫實文學；他們所贊成對低下平民的書寫，所抱持平民能獲得生活上的改善的企圖固然明顯，雖說社會主義的企圖也是從這種相同的論調出發，但是兩者之間所採行的手段卻不一定相同。
由此觀點的建立之下，回頭再讀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就會發現就會發現，這樣的一個論戰，原來原因是在於雙方對於文學的重視方向不同，彭歌的重點還是在於文學的「目的論」，著重於符號背後的解讀，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隱射；相對的，尉天驄等人的重點是在文學的「技巧論」，他們著重的是書寫對象和關懷層次，重視的是直接反映，在這裡只能臆測，或許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居然會有人更深入的解讀他們文學發表意圖，說不定這樣的意圖也是他們從未想到的，因此，一開始的「工農兵文學」被拿來這裡運用，所賦予的意涵也絕非是和共產黨工農兵運動有關的。從許多討論來看，「鄉土派」的作家們，充其量只是把「工農兵文學」當成寫實文學的代名罷了！
只是在這裡還是不免好奇，整個波濤洶湧一年多的鄉土文學論戰，最根本的原因（或說為引發爭議的「藉口」），卻是在於「鄉土文學」在運用於「台灣文學」上適用性的爭議。台灣新文學從開始到七０年代已發展了五十多年（這裡採用葉石濤先生以一九二三年為台灣新文學運動之起始年計算），但對於台灣文學於中國或是世界文化上的定位卻還有如此大的爭議，甚至其中的衝突點會大到擴張為階級與政治思想上的對立，實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或許是台灣在歷史的行進中，遭遇了太多不是那些中國本位的作家們所能理解的特殊事情，因此在所謂的祖國認同和鄉土本土上，多數主流台灣作家並沒有投入這場混戰中，因為對於鄉土文學的註解，台灣作家根本上所站的立場就和論戰中的作家是在不同層次的，就算被點名批判的本土作家王拓、黃春明等，也都否認或稱自己不懂鄉土文學。因此也無怪乎之後，彭瑞金先生為此次的論戰所下的結論：「這是一場真正的鄉土文學作家缺席，不談鄉土文學的鄉土文學論戰。」
附錄：參考書目
余光中，〈狼來了〉，《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胡秋原，〈談「人性」與「鄉土」之類〉，《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民６７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４０年》，高雄市：春暉出版社，民８６
葉石濤，《台灣文學入門──台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民８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