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簡體字的瓶頸
一、前言
中國大陸自「一簡」(1)及「二簡」(2)之後，推行簡體字時間約莫已有近五十年的時間，然而最近在兩岸交流越發頻繁之際，我們卻也發現到，對於簡體字與繁體字的選擇，似乎簡體字的書寫開始有了反撲的現象。
過去的中國大陸標榜改革，因此主張以新的（簡體字）取代舊的（繁體字），然而當下所見到的現象，則是簡體字的擴張步調減緩，而相對的，許多中國學者或是高等知識份子的出版物，都開始有了簡體字的版本，當然若就出版業的市場考量也不無可能，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來自簡體字本身的運用，其中又以對於較為專業的知識，其中又以包含中國文化意涵的學門，有其一定程度的瓶頸存在，這也是文革以後，中國學術研究思潮復甦的「知青」(3)，在使用文字過程中產生的質疑。
二、簡體字的推行目的
撇開意識形態複雜難理的政治因素不談，推行簡體字其實有其十分務實的「實用性」。在民國初年五四時期，以張君勵及丁文江兩位先生為首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中，胡適先生即直陳中國文字在學習上的困難處，認為中國人花了太多時間在了解文字上，而妨礙了對於實務科學的學習，進而影響了中國的進步。而之後的許多學者，包括著名學者錢玄同先生等，也發表了一些關於提倡文字簡化的方案(4) ，其目的不外乎就是讓中國文字容易學習，讓中國人在學習與書寫以「紀錄」功能為前提的「文字」時，得以較為節省時間，進而將省下的時間運用在其他的發展上。
不難想像的，中共政權一開始立國的背景，不能被抹煞的就是其「組織戰」的成功，而這樣的組織動員得以成功，文宣佔了一個極大的因素；而在中共建國之後，由於集體生產的概念運作下，「政令宣導」成了很重要的執行工具；再者，物質進化思想為歷史中心的共產主義，首要的目標即是放在要使全國人民的物質生活變好，因此，最早有的概念是「文字簡化了，文化普及了，自然工業就容易了」(5)。而當時的中國，文盲的數目實在太多了，因此，如何使文字簡單學習，達到「易記」、「易寫」，就是當時主政者認為要使人民識字的最快捷徑，就猶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曾說：「從實用方面來說，漢字在書寫、印刷、電報、打字、檢字、索引上面都要比拼音文字耗費更多勞動力。……總的來說，要是保持漢字的現狀，不加改革，就會嚴重妨礙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對於國家工業化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有間接的不利的影響。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的文字改成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寫、容易讀。」(6)。
有了上述這麼重要的「實用性」前提作為主軸，其他關於為了「新中國」建立而推行簡體字的立論(7)，因為有著太多的政治主觀意識作祟，其論證已非正反立論探討可得，在此不加以討論。
三、文字與文化意涵
討論簡體字的運用瓶頸之前，我們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文字是否要負載文化意涵？語言是傳承文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從沒有文字的傳說(8)神話開始，這樣的概念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文字的發明是用來紀錄語言的，而以此一進化原則來看，是否應該跨過語言，給予文字較為重大的責任，使其直接負載文化的意涵？此一問題的答案若為肯定，則簡體字運用的瓶頸的確是存在的；若答案為否定，則此一存疑則沒有存在的價值。然而可惜的是，這樣的討論，大抵卻只有「認同」與否的答案，而沒有確實存在的定律。
依照中國文字發展的時間序列來看，中國的文字是以「象形」為起始(9)，因此其一開始的意涵是「一字一意」，但因為遠古的考究不易，未有史料證明當時是「一意一音」；而在經過後人的修訂之後，雖然文字內涵不再全然是一字一意，但其基本內容，仍是可以透過單字來表述的。而古代流傳下來的象形文字，當下的我們雖然無法確定其「音」(10)，但卻能以考究勘明其「意」，也有其緣故。
四、簡體字運用時的問題
而若以文字與文化關聯撇去語言為中介依然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在簡體字中的過度簡略，則造成許多不合理的矛盾現象，以下列舉幾個字做代表(11)：
擊（击），在《說文》中：「擊，攴也，从手 聲。」由此可知，「擊」是形聲字，從聲符「 」我們還可以看得出有打擊的意思，然而，簡化成「击」之後我們不僅看不出其打擊的意思，難以用形、音、意來解釋，更無法在六書內歸類。此一情形在簡體字中即為常見。
再者例如赵（趙）、风（風）、区（區），「 」在上面的三個字中，各代表了「肖」聲、「 」符以及「品」字，但這三個字當中的符號，彼此卻沒有任何關係，卻單單用一個「 」就代替了，而「 」使得文字的形、音、意失去了關係，也使得原本的字失去了其符號本身隱含的意義了。
簡體字的簡化原則中，有一條是以「恢復古體」作為簡化方式，在直覺判斷上，似乎是最不容易出錯的，然而實際的運用，卻是出乎意料之外有著不小的問題。例如雲字，簡體字做「云」，云是雲的古文，在甲骨文、金文中所留下的線索，云都是象天上浮雲之貌，這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出在後人的運用上，在先秦之前就已被假借為「曰」，例如「人云亦云」，作為「說」之意，原本象徵天上的雲，在小篆中則另加雨，變成了「雲」字(12) ，以表示不同的意思。兩千多年來，「雲」作「說」、「雲」作「浮雲」已經相沿成習，如今恢復古體，則顛倒了文字發展原則，使得古今不分，意思不明。
上面所舉的，是以先撇開語言不談而出現的矛盾，那就更不用說簡體字中有許多是採用「音同」的方式簡化的，令人混淆的程度，會使得原本希冀以簡體字達到「易懂」反而成了「難懂」，例如「出」和「齣」，在簡體字中皆是以「出」字代表，因此若不理解上下文，在文章中就擷取「七出」這兩個字，則容易使讀者猶豫，究竟是古代休妻的「七出之律」，或是「七齣戲劇」，有時的錯誤理解容易使人啼笑皆非。其他猶如「姜、薑」，「干、乾」等此類的同音簡化字，更是容易令人誤解。
在簡體字書寫的方面，由於簡化了許多字的書寫結構，使得許多文字在書寫上然變得較為便利，但是簡略而相近的筆劃，卻也較容易有因簡略後字形相似，字被誤認的問題，這也是民國初年錢玄同先生等一班學者，欲以草書和行書內容簡化文字書寫時所預見的缺點。例如部首「氵」與「言」，在簡體字中，因為「言」採行書的「讠」，因此在書寫時必須要小心謹慎，否則即容易搞混，例如「沒」和「設」字，簡體字時書寫分別為「没」與「设」字，一稍有不慎，就可能之毫釐差之千里，由「設了個機構」變成了「沒了個機構」。這時，所謂的「易寫」頓時變成了需要小心注意的「難寫」了。
五、總結
以科學的角度上來說，簡體字相較於繁體字，是更加不科學，其最大的原因是運用在學術或是專業的著作書寫上，容易使得某些名辭或是字句會因為文字而被賦予太多的「想像空間」，而無法達到「精確」的要件。我想這個結果應是近來由於大陸的學術發達，學者從事論作者眾，此一問題也益然浮現。
而當初最早的「推廣教育」、「啟迪文化」的用意，似乎在實際的觀察上，並沒有在中國大陸有多大的成效，中國大陸官方統計數字，其2002年全國識字率約85%(13)；而採用繁體字的台灣，則識字率高於96%(14)，因此，教育的普及與否，並非來自於文字採行簡體或是繁體有絕對的關係，而是與教育制度與政策有關。
最後，今日的電腦普及率已然大增，在大量的文字傳送上，電腦輸入已逐漸取代傳統的書寫，因此，在使用電腦的輸入上，繁體與簡體的書寫差異性已經不復存在，是故，對於繁體字的書寫變革似乎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需求。因此，語意較為精確的繁體字似乎是較符合這個時代的人使用。
註釋：
1.1955年，中國大陸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確立漢字簡化原則；次年，由國務院公佈《漢字簡化方案》，是為中共推行簡體字之開始，泛稱為「一簡」。
2.1967年，公共為加速其「文字改革」的步伐，進而公佈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一般稱為「二簡」。
3.即「知識青年」的省稱，為中國大陸地區習慣用語。
4.1935年，錢玄同完成〈簡體字譜〉；1949年，葉公綽發表了〈整理通用字及規定其簡寫的一套方法〉。
5.詳見陳新雄（1995），〈正體字興衰之關鍵〉。
6.詳見〈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報告書〉一文（收錄於《建國以來文字改革工作編年紀事》）。
7.毛澤東曾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樣的概念，有學者解讀成與毛氏之後主導文革的破舊立新的概念相仿。詳見，陳新雄（1995）。
8.傳說即有口耳相傳之意。
9.詳見許慎，〈說文解字序〉。
10.古代音與現代音對於同一字的唸法不同是很能夠理解的，例如唐詩中有許多的句子，若以現代的漢語發音頌讀是不合音韻格率的，是故可以推知唐代與現代的「語言」有所差異，想當然爾，最早的音韻應與現代也有所不同。
11.關於詳細的中國簡體字簡化的原則，在一簡方案中有「用古代原來筆劃較簡單的字」、「用同音字代替」、「用筆劃簡單的聲旁代替原有的聲旁」、「創新一部份新字」四類。而中國學者王顯則整理出簡體字的十種簡化方法，詳見，孔仲溫，〈大陸簡體字述評〉（《孔重溫教授論學集》），頁435。
12.見《說文》一書。又，魯實：「云借為曰，所以孳乳為雲」。（詳見，蔡信發，《說文解字部首類釋》，頁309。）
13.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210.72.32.6/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但此一數據未給予其統計原則及方法的說明，因此或許仍需質疑與一般定義中的識字率是否有所不同。
14.資料來源，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附錄、參考資料
專書部份
《科學玄學論戰集》。台北：帕米爾書店，1980。
孔仲溫，《孔仲溫教授論學集》。台北：學生書局，2002年。
杜學知，《文字學論叢》。台北：正中書局，1971年。
建國以來文字改革工作編年紀事》。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86。
蔡信發，《說文解字部首類釋》。桃園：作者自印（台北：學生書局經銷），2002年。
羅家倫，《簡體字運動》。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年。
論文部分
陳新雄，〈正體字興衰之關鍵〉（台中：中興大學，第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1995年）。
羅錦泉，《簡體字未能取代繁體字的研究》。〈九龍：香港私立能仁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網站部分
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210.72.32.6/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一、前言
中國大陸自「一簡」(1)及「二簡」(2)之後，推行簡體字時間約莫已有近五十年的時間，然而最近在兩岸交流越發頻繁之際，我們卻也發現到，對於簡體字與繁體字的選擇，似乎簡體字的書寫開始有了反撲的現象。
過去的中國大陸標榜改革，因此主張以新的（簡體字）取代舊的（繁體字），然而當下所見到的現象，則是簡體字的擴張步調減緩，而相對的，許多中國學者或是高等知識份子的出版物，都開始有了簡體字的版本，當然若就出版業的市場考量也不無可能，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來自簡體字本身的運用，其中又以對於較為專業的知識，其中又以包含中國文化意涵的學門，有其一定程度的瓶頸存在，這也是文革以後，中國學術研究思潮復甦的「知青」(3)，在使用文字過程中產生的質疑。
二、簡體字的推行目的
撇開意識形態複雜難理的政治因素不談，推行簡體字其實有其十分務實的「實用性」。在民國初年五四時期，以張君勵及丁文江兩位先生為首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中，胡適先生即直陳中國文字在學習上的困難處，認為中國人花了太多時間在了解文字上，而妨礙了對於實務科學的學習，進而影響了中國的進步。而之後的許多學者，包括著名學者錢玄同先生等，也發表了一些關於提倡文字簡化的方案(4) ，其目的不外乎就是讓中國文字容易學習，讓中國人在學習與書寫以「紀錄」功能為前提的「文字」時，得以較為節省時間，進而將省下的時間運用在其他的發展上。
不難想像的，中共政權一開始立國的背景，不能被抹煞的就是其「組織戰」的成功，而這樣的組織動員得以成功，文宣佔了一個極大的因素；而在中共建國之後，由於集體生產的概念運作下，「政令宣導」成了很重要的執行工具；再者，物質進化思想為歷史中心的共產主義，首要的目標即是放在要使全國人民的物質生活變好，因此，最早有的概念是「文字簡化了，文化普及了，自然工業就容易了」(5)。而當時的中國，文盲的數目實在太多了，因此，如何使文字簡單學習，達到「易記」、「易寫」，就是當時主政者認為要使人民識字的最快捷徑，就猶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曾說：「從實用方面來說，漢字在書寫、印刷、電報、打字、檢字、索引上面都要比拼音文字耗費更多勞動力。……總的來說，要是保持漢字的現狀，不加改革，就會嚴重妨礙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對於國家工業化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有間接的不利的影響。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的文字改成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寫、容易讀。」(6)。
有了上述這麼重要的「實用性」前提作為主軸，其他關於為了「新中國」建立而推行簡體字的立論(7)，因為有著太多的政治主觀意識作祟，其論證已非正反立論探討可得，在此不加以討論。
三、文字與文化意涵
討論簡體字的運用瓶頸之前，我們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文字是否要負載文化意涵？語言是傳承文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從沒有文字的傳說(8)神話開始，這樣的概念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文字的發明是用來紀錄語言的，而以此一進化原則來看，是否應該跨過語言，給予文字較為重大的責任，使其直接負載文化的意涵？此一問題的答案若為肯定，則簡體字運用的瓶頸的確是存在的；若答案為否定，則此一存疑則沒有存在的價值。然而可惜的是，這樣的討論，大抵卻只有「認同」與否的答案，而沒有確實存在的定律。
依照中國文字發展的時間序列來看，中國的文字是以「象形」為起始(9)，因此其一開始的意涵是「一字一意」，但因為遠古的考究不易，未有史料證明當時是「一意一音」；而在經過後人的修訂之後，雖然文字內涵不再全然是一字一意，但其基本內容，仍是可以透過單字來表述的。而古代流傳下來的象形文字，當下的我們雖然無法確定其「音」(10)，但卻能以考究勘明其「意」，也有其緣故。
四、簡體字運用時的問題
而若以文字與文化關聯撇去語言為中介依然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在簡體字中的過度簡略，則造成許多不合理的矛盾現象，以下列舉幾個字做代表(11)：
擊（击），在《說文》中：「擊，攴也，从手 聲。」由此可知，「擊」是形聲字，從聲符「 」我們還可以看得出有打擊的意思，然而，簡化成「击」之後我們不僅看不出其打擊的意思，難以用形、音、意來解釋，更無法在六書內歸類。此一情形在簡體字中即為常見。
再者例如赵（趙）、风（風）、区（區），「 」在上面的三個字中，各代表了「肖」聲、「 」符以及「品」字，但這三個字當中的符號，彼此卻沒有任何關係，卻單單用一個「 」就代替了，而「 」使得文字的形、音、意失去了關係，也使得原本的字失去了其符號本身隱含的意義了。
簡體字的簡化原則中，有一條是以「恢復古體」作為簡化方式，在直覺判斷上，似乎是最不容易出錯的，然而實際的運用，卻是出乎意料之外有著不小的問題。例如雲字，簡體字做「云」，云是雲的古文，在甲骨文、金文中所留下的線索，云都是象天上浮雲之貌，這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出在後人的運用上，在先秦之前就已被假借為「曰」，例如「人云亦云」，作為「說」之意，原本象徵天上的雲，在小篆中則另加雨，變成了「雲」字(12) ，以表示不同的意思。兩千多年來，「雲」作「說」、「雲」作「浮雲」已經相沿成習，如今恢復古體，則顛倒了文字發展原則，使得古今不分，意思不明。
上面所舉的，是以先撇開語言不談而出現的矛盾，那就更不用說簡體字中有許多是採用「音同」的方式簡化的，令人混淆的程度，會使得原本希冀以簡體字達到「易懂」反而成了「難懂」，例如「出」和「齣」，在簡體字中皆是以「出」字代表，因此若不理解上下文，在文章中就擷取「七出」這兩個字，則容易使讀者猶豫，究竟是古代休妻的「七出之律」，或是「七齣戲劇」，有時的錯誤理解容易使人啼笑皆非。其他猶如「姜、薑」，「干、乾」等此類的同音簡化字，更是容易令人誤解。
在簡體字書寫的方面，由於簡化了許多字的書寫結構，使得許多文字在書寫上然變得較為便利，但是簡略而相近的筆劃，卻也較容易有因簡略後字形相似，字被誤認的問題，這也是民國初年錢玄同先生等一班學者，欲以草書和行書內容簡化文字書寫時所預見的缺點。例如部首「氵」與「言」，在簡體字中，因為「言」採行書的「讠」，因此在書寫時必須要小心謹慎，否則即容易搞混，例如「沒」和「設」字，簡體字時書寫分別為「没」與「设」字，一稍有不慎，就可能之毫釐差之千里，由「設了個機構」變成了「沒了個機構」。這時，所謂的「易寫」頓時變成了需要小心注意的「難寫」了。
五、總結
以科學的角度上來說，簡體字相較於繁體字，是更加不科學，其最大的原因是運用在學術或是專業的著作書寫上，容易使得某些名辭或是字句會因為文字而被賦予太多的「想像空間」，而無法達到「精確」的要件。我想這個結果應是近來由於大陸的學術發達，學者從事論作者眾，此一問題也益然浮現。
而當初最早的「推廣教育」、「啟迪文化」的用意，似乎在實際的觀察上，並沒有在中國大陸有多大的成效，中國大陸官方統計數字，其2002年全國識字率約85%(13)；而採用繁體字的台灣，則識字率高於96%(14)，因此，教育的普及與否，並非來自於文字採行簡體或是繁體有絕對的關係，而是與教育制度與政策有關。
最後，今日的電腦普及率已然大增，在大量的文字傳送上，電腦輸入已逐漸取代傳統的書寫，因此，在使用電腦的輸入上，繁體與簡體的書寫差異性已經不復存在，是故，對於繁體字的書寫變革似乎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需求。因此，語意較為精確的繁體字似乎是較符合這個時代的人使用。
註釋：
1.1955年，中國大陸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確立漢字簡化原則；次年，由國務院公佈《漢字簡化方案》，是為中共推行簡體字之開始，泛稱為「一簡」。
2.1967年，公共為加速其「文字改革」的步伐，進而公佈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一般稱為「二簡」。
3.即「知識青年」的省稱，為中國大陸地區習慣用語。
4.1935年，錢玄同完成〈簡體字譜〉；1949年，葉公綽發表了〈整理通用字及規定其簡寫的一套方法〉。
5.詳見陳新雄（1995），〈正體字興衰之關鍵〉。
6.詳見〈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報告書〉一文（收錄於《建國以來文字改革工作編年紀事》）。
7.毛澤東曾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樣的概念，有學者解讀成與毛氏之後主導文革的破舊立新的概念相仿。詳見，陳新雄（1995）。
8.傳說即有口耳相傳之意。
9.詳見許慎，〈說文解字序〉。
10.古代音與現代音對於同一字的唸法不同是很能夠理解的，例如唐詩中有許多的句子，若以現代的漢語發音頌讀是不合音韻格率的，是故可以推知唐代與現代的「語言」有所差異，想當然爾，最早的音韻應與現代也有所不同。
11.關於詳細的中國簡體字簡化的原則，在一簡方案中有「用古代原來筆劃較簡單的字」、「用同音字代替」、「用筆劃簡單的聲旁代替原有的聲旁」、「創新一部份新字」四類。而中國學者王顯則整理出簡體字的十種簡化方法，詳見，孔仲溫，〈大陸簡體字述評〉（《孔重溫教授論學集》），頁435。
12.見《說文》一書。又，魯實：「云借為曰，所以孳乳為雲」。（詳見，蔡信發，《說文解字部首類釋》，頁309。）
13.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210.72.32.6/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但此一數據未給予其統計原則及方法的說明，因此或許仍需質疑與一般定義中的識字率是否有所不同。
14.資料來源，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附錄、參考資料
專書部份
《科學玄學論戰集》。台北：帕米爾書店，1980。
孔仲溫，《孔仲溫教授論學集》。台北：學生書局，2002年。
杜學知，《文字學論叢》。台北：正中書局，1971年。
建國以來文字改革工作編年紀事》。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86。
蔡信發，《說文解字部首類釋》。桃園：作者自印（台北：學生書局經銷），2002年。
羅家倫，《簡體字運動》。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年。
論文部分
陳新雄，〈正體字興衰之關鍵〉（台中：中興大學，第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1995年）。
羅錦泉，《簡體字未能取代繁體字的研究》。〈九龍：香港私立能仁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網站部分
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210.72.32.6/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